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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抗疫一线警察口述很多老人不听劝有的甚至摘下口罩就开骂

2020-11-20 18:55:01来源:励志吧0次阅读

武汉抗疫一线警察口述:很多老人不听劝 有的甚至摘下口罩就开骂 今天的故事主人公是赵仕诚,一名武汉警察。疫情爆发后,他与派出所同事们固守一线,转运病人、值守卡点、维持治安工作,也不得不离开近在咫尺的妻儿…… 01 2020年1月23日,武汉开始封城。 我们派出所收到了上级要求:“现在任何人不能离开武汉,随时报告你的行踪,假如有症状,赶紧上报。”随后,全方位严阵以待。 派出所工作分为治安、刑侦与社区工作三部分。刑侦与治安已经基本上停了,主要工作是与社区对接,和群众接触较多。当时,已经有很多疑似和确诊病人出现,疫情即将呈现井喷的状态。 我叫赵仕诚,湖北省洪湖市人,1978年出生,17岁那年参军,成为一名空降兵。 在部队,我是经历过非典的。那时是2003年,我在省内出差大半个月,临近返程时,一路草木皆兵。等回到部队,我马上就被送到招待所里隔离。早晚三餐由人“咚咚咚”三声敲门,像是接头暗号一样,送到门口。 那时候,没有智能手机,一本《知音》,一本《读者》,翻过来翻过去,看的都倒背如流,就连杂志和报纸夹缝上的广告都看了几遍。手机里的两百条信息,搞笑的段子,都可以背诵下来。电话费贵,又不能长聊。 有这样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,我更是不敢对此次的疫情怠慢。 后来,我先后在开封、广水、孝感等地工作过,一路晋升,在团、师、军机关处当参谋。2010年转业,做过交警,后来被调到了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分局民权路派出所,成为一名刑侦民警。 疫情爆发后,我们所面临着严峻的形势。 所里全部警力,包括民警、辅警还不到60人,辖区内却有三万多人口。感染和疑似患者又较多,有的社区工作人员已经有症状被隔离了,需要转运病人到医院或者隔离点时,该怎么办? 医生是不到转运一线的,他们在医院奋战。而社区工作人员人手严重不足,于是就轮到我们警察上了。 赵仕诚与同事,江汉分局民权派出所的民警 一旦有转运患者的任务,社区工作人员打110,我们派出所立即出动。队员穿上防护服,救护车司机在等着,两个扶着病床的人去了后,社区帮忙敲门。 敲完门,往后退一下,门开。如果门没开,估摸着患者连开门的力气都没有了,我们就得想办法破门而入,救助垂危的病人。 为了更好地应对转运患者的任务,2月2日,我们所支部成立了青年突击队,由八名没结婚的青年民警、辅警组成,这是教导员汪忠华在早点名时宣布的。为避免交叉感染,传给家人,青年突击队员们统一不回家,住所里的宿舍。 疫情爆发以来,我连续接处了几个警情,既到过报警人的家里,还到过几个案发现场,也接触过不少证人,为了以防万一,我也选择不回家。 我的身体好,免疫力强,可以抵抗病毒,但柔弱的妻子和幼小的孩子,他们的抵抗力肯定弱些,还是稳妥些好。 庆幸的是,妻子王思思理解我的工作,打电话总说:“在外要保护好自己啊!” 我说两句后,就用“别啰嗦别啰嗦,晓得啦”的结束语挂断电话,继续投入战斗。 02 一天开完会,我来到教导员办公室,向他表示: 我虽已经结婚有小孩,也过了四十岁,但在需要的时候,请安排我上,毕竟我经历过非典、抗过洪水,有经验。 疫情爆发以来,所里只有他一名主官,教导员吃住也都在所里,调度指挥全所的防疫工作,他监督我们消毒、统筹转运,甚至亲自上阵。此时正是用人之际,领导无法拒绝我的请求。 教导员还告诉我,治安民警张阳同志,虽已结婚,但他也申请加入了青年突击队。突击队的力量壮大了,转运任务也好完成一些。 2月3日上午10点钟,青年突击队接到命令:民权街大龙社区内有一名五十多岁的男性患者情况危急,需要派出所协助转运。 突击队员在队长操霖的带领下,穿着防护服出发了。这是典型的老旧城区,房龄已有好几十年,患者蜗居在六平方米的三层阁楼上,且身材较胖,空间狭窄没法背,没法抱,更没有办法抬。几种办法都无法实施,救援一度陷入了僵局。 最后,队员们找到一条粗的绳子,将患者腰部和肩部固定好,两名队员将患者从三楼阁楼递出,二楼平台上的队员再用绳索将患者顺到地面上的活动病床上,整个过程说起来简单轻松,其实真的好难。 因为患者几乎无法动弹,全靠队员搬挪,还要尽可能地保证患者不太难受,因为他已是危重病人。 整个过程持续了近十五分钟,转运结束将老人送至救护车时,队员们一个个汗流浃背,这可是隆冬啊! 一般情况下,这样的接触是要隔离的,但民警不行,也不允许,队员们也不会因此退缩,除非自己出现症状,不得已才隔离。 这是突击队员的第一次转运,此后每天都有几起这样的转运。归来后,我跟队员们笑侃,现在就是拼身体、拼免疫、拼运气,甚至拼人品的时候了,事实上,又何尝不是呢? 汉口的老城区,大多是窄小的巷子,人群比较复杂,年龄也几乎是四五十岁往上走,应对起来还是有些麻烦。假如有特殊情况,一个人肯定应对不了。 一般流程是:城管队员先负责检查相关证明,对不符合规定出入的人员进行劝阻,如该人员不听劝阻,我们就上前解释。 如果对方还不讲道理,甚至真要往外冲,那么我们就要组成人墙,挡着,或者拽着。万一再不行,就要采取措施了。当然,这样的情况是极少数。 对于年龄大,身体不好的人我们只能忍气吞声的等他们骂好、发泄完,再进行劝阻,但就是不让其出卡口,因为人员流动就可能出现感染源。 与城管联合管控,守卡点 2月5日,辖区内的主要路口封闭,只留下六个出口,由民警和城管队员值守,社区开具出入证明。 这项措施虽好,多数街坊也自觉配合,但还真有不少不理解的人。要知道我们是冒着被感染的危险在值守,他们却无动于衷地要求自由进出,甚至要到处闲逛,甚至有人不戴口罩! 后来,随着管控力度的加大,更是只留下了两个卡点,其余全部封闭,只保留一个过车的空间。然后,由四名警察与五六名城管守点。 这时,持出入证也不管用,除非有单位出证明,一定要外出工作,才可以出来,这导致我们的压力更大了。 03 扯皮是在所难免的,大多数还是易感染的老年人,在他们那儿,道理几乎讲不通。 这天,一个七十多岁的老爹爹,看着身体还不错,健步走到我的面前。他抹下口罩,口水几乎喷到我的脸上,直接指着我的鼻子就开骂了:“你们就瞎搞!那多人得不到救助,你们不干正事跑来拦路,搞么名堂……” 这段时间,媒体、社区天天都在宣传隔离的重要性。估计这个老爹爹是在家隔离时间长了,肚子憋着火了,没处撒,刚好碰到我们拦住了他散心的路。 我心平气和地说:“老师傅您先把口罩戴好,现在武汉已是重灾区,我们封闭管理,让大家在家自行隔离,是为了减少大家与外面接触,减少感染的机率……” 老师傅依然喋喋不休,我继续心平气和。没办法,这大年纪,“老小老小罢”。终于,老师傅畅快地发完一通牢骚,回去了。 一会儿,旁边的医院里出来几名白衣医护人员,陪同一名走路缓慢的中年妇女走了过来,我们例行询问后,得知是确诊转院的,救护车在街对面等着在。 再想想刚才的那个老爹爹,如果刚才没骂完,遇上了,就这么近距离地接触一下,真是很有被感染的可能的。 几日后,一名五十多岁的妇女想要出卡口,让她出具社区开的证明,她却说没有。问她出去干什么,她说去超市买菜。要知道,辖区内是有几个售卖点的啊! 无奈,我们继续给她讲道理,可这位根本不听,接着升级到又吵又闹,甚至开始骂人。说心里话,如果不是形势所迫,谁愿意在这拦着她出行的脚步呢? 她甚至还提出,让我们陪她到售卖点去,同事耐心地给她说好了路线,她才不情愿地走了。 还有要买药的。因为有个药店就在卡点外。没办法,我们只好帮忙买了给送进来,也不容易,没病谁买药呢? 日常值守卡点 不一会儿,就从卡口过去好几名街坊,手里拿着出入证明,但明显真的不是特别要紧的事,估计是在家待久了,想出来散散心了。可是,他们并不知道,他们待烦了的家,是我们不敢、也不能回去的港湾。 好在,时间久了,磨合多了,渐渐地就形成了一种默契。居民知道工作人员辛苦,也不会特意去冲击,只在内部遛弯。 封城后,我七八天给家人送一次菜,却不敢进家门。毕竟,我“一身是毒”,万一把家人给感染了,那就掉得大! 大年初三,我回了趟家,送物资。我家在三楼,到了楼下,我给妻子打了个电话,喊一嗓子,老婆跟儿子就在窗口望着我。 我继续说:“将那个车门打开,我把菜放进咱家车上去。”转过去后,她再将车门一锁,我就直接走了。过大半个小时,他们再拿物资到家里。 初四以后至今,我就再也没有回去过家了。 04 我们上班是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,基本没有松口气的时候。大部分同事像我一样,都选择了不回家,就住单位宿舍了。 可以说,我们每天都暴露在新冠病毒的环境中。 有的同事去转运病人,有的守卡点跟辖区的人沟通抚平他们的情绪,大家都在一起上班,一起住宿,也不知道身上有没有潜在病毒。我们能做到的就是,尽量做好防护。 害怕妻子会担心,我平日都是报喜不报忧。每日的真实处境,我都不敢告诉她,免得她心酸。偶尔抽空打个电话视频一下,儿子说,想我想得哭。 上小学一年级的他嘟哝着小嘴:“爸爸,我很想你,你是不是不想我啊!”“爸爸,你今天一天都没理我啊!” 我就说:“爸爸很忙啊!要值班!”儿子就像个小大人一样叮嘱道:“那你要小心啊!不要被病毒感染了啊!” 老婆拿过手机,一再叮嘱我:“搞好防护啊。”我还是老话:“别啰嗦,我知道知道。” 在我眼里,儿子才刚刚记事,经历此次疫情,希望他能记住健康和自由的重要性。 2月8日,元宵节到了,需要给家里补充点物资。 儿子爱吃五花肉、鸡蛋和豆制品,妻子说家里冰箱内这几样要断货了。不仅是这些,我最爱吃的新鲜鱼也断了入城渠道,妻子爱吃的叶类蔬菜也很少了。 我看着她列给我的清单,来到了沃尔玛超市。压了压鼻梁上的一次性口罩,我排到了买肉队伍的后面。物资紧俏,不知道排到我时还能不能买得到。 为了满足儿子的小小愿望,我还是愿意冒着风险,鼓足勇气多排一会儿,希望能排到吧!不幸的是,还没等到我,营业员的话音就从口罩里头跳出来:“对不起,没肉了……” 没肉了,柜台上还仅存一星星包饺子的肉沫,排我前面的老人淡定地说:“这些肉沫我全要了。”这,连回去包个饺子,都没机会了,这队算是白排了。 离开肉品区,再到蔬菜区买菜,像样的菜,早已经被挑没了。再去排队称重,不知不觉,我在超市里头已经待了近两个小时。我看了下囤积的物资,土豆、腐竹、菜苔、卷心菜、大白菜、洋葱、大葱、海带、面条以及一小袋面粉…… 最后,等我排队买单出去,已经近三个小时过去了。五花肉跟豆制品都没买到,儿子会不会伤心?这猛于虎的疫情,让武汉人备受煎熬! 05 到了小区楼下,我朝着窗户喊儿子的名字,母子俩先后露出了头。奇怪的是,儿子分明是张刚哭过的小脸。我问原因。 妻子解释说:“你不晓得,伢一直很乖。只是,他今天知道你要回来了。非要你上楼抱他不行。这不,任凭我怎么解释,他还是边哭边说想爸爸,想让爸爸上楼抱一下。后面,自己都咳嗽了起来。我一心急,就打了他屁股两巴掌……” 我虽然嘴上责怪妻子不该打孩子,但心里却不忍,也知道原因。别人家都是一家三口在隔离,起码有人搭把手。我们家呢,就他们母子俩相依为命,我还每天都回不了家。 在窗口见到儿子,我抱歉地告诉他:“儿子,爸爸没买到五花肉和豆制品,你会不会怪爸爸?”没想到,他竟然懂事地说:“爸爸,没事的,我就吃冰箱里剩下的东西,没问题的。你就别到超市去了,外面那么危险,我担心你……” 那一瞬间, 我感觉儿子像是一夜长大了一般。 赵警官在他家楼下与妻儿交谈 妻子特意给我准备了午饭。儿子说:“爸爸,我想下来,跟你一起吃饭。”这哪成?我就在楼下制止说:“你在窗边吃饭,我在楼下吃,你看我,我看你,好不好?” 儿子高兴地答应了。我叹了口气,不是个滋味。 妻子戴着口罩,端碗下来。一碗白米饭,有菜,也有我最爱吃的腊鱼。我让她别靠近我,危险!于是,她把碗放在楼下一辆车的后厢盖上,然后,从口袋里掏出两包湿纸巾,将筷子放在湿纸巾上。 随后,她走到楼梯口,就是不愿意上楼,想多看我两眼。比我小一岁的她,之前开瑜伽馆,后来家里忙不迭,她就退居幕后,照顾孩子,真是辛苦她了。 这时,儿子在上头喊了:“妈妈,你要不上楼,我也下楼了!”好嘛,小家伙吃醋了!见此,妻子轻声说:“那你慢慢吃,我上楼了。不然,儿子真要下来了。” 看着妻子离去的身影,我用湿纸巾擦过手,端着碗,将我家车的驾驶室门打开,那个方位刚好可以坐下,看到在窗边等待我的儿子。 我半边身子坐在驾驶位上,半边身子探出来。儿子就在我对面,他端着碗在窗边大声喊:“爸爸,你不赖也!可以坐着吃,还能看着我。”此时的我,鼻子一酸。 儿子并不怎么吃饭,反而像个“小话痨”:“爸爸,你坚持锻炼身体啊,爸爸你上班时小心啊,爸爸你要多抓些坏人,爸爸我想你带我出去骑自行车了,爸爸我想到你单位来看你。 “爸爸你知道吗?奥特曼他可厉害了!爸爸我跟对面六楼的高小微说你穿警服好帅,可惜她现在可能睡午觉了,我同你这么大声音说话,她都不出来……” 儿子念叨个不停之时,我问妻子:“怎么不一起吃?”她说:“我不饿,就想看着你吃。” 这饭吃的……这是我有生以来,吃的时间最长的一顿饭。 饭后,我将碗放在车上,儿子还没吃完。时间要到了,我告别妻儿,钻进车里,只听见儿子大声地喊:“爸爸你要注意安全,爸爸拜拜,你啥时再回来啊……” 我启动了车,逃离了小区。 06 前几天,正在值班的我接到一个电话,居然是花楼街一家开了十几年牛羊肉店的老板娘。老板娘说:“我想捐二十几件水饺给你们。”我一愣,没来得及说话。 女老板又说:“我看你们很辛苦,心里蛮不得劲的。我冷库里还有一千件水饺,后面也想捐给你们吃。”我心头一暖,我们一线警察的辛苦,是得到了人民认可的。 2月15日,武汉的天空飘着大雪,老板娘将水饺拉了过来,我们同事终于吃上了一餐热气腾腾的饺子。 近来,随着有板有眼的防控,武汉的疫情逐渐回暖好转。几天后,我再去沃尔玛时,顺利买到了肉,人流也不像上一次那么多了,儿子终于吃上了他喜欢的肉但豆制品还是没有,而妻子也有了心爱的绿叶蔬菜。 希望疫情早点过去吧!回归正常生活! 我虽是一名警察,也是一个下厨达人,牛羊鱼肉都做的不赖。平日,时常组织儿子的同学及家长自驾游一起野炊。疫情过后,我会再约上大家。 那时,阳光晴朗,湖水微澜。大伙儿会吃上我做的饭菜,儿子边吃边夸我:“爸爸你做的饭真的好香哦!” 作者 | 舒怀 编辑 | 安妮 排版 | 茉茉 校对 | 沐沐 在儿子眼中,爸爸是超人。尤其是有个做警察的爸爸,可是这个超人爸爸却不能在自己身边,只为守护一方百姓平安。最后,希望刘警官儿子的小小心愿成真,祝你平安,早日回家,抱抱你的宝贝!平凉哪有白癜风专科医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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